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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中国拐点”的出现,会带来一系列改变:在“中国拐点”之前的先发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是同步的;在“中国拐点”之后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是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在“中国拐点”之前的先发国家地区,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人均GDP4500美元)时,农民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下,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可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在“中国拐点”之后的后发国家地区,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时,农民数量依然在50%以上。我国现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有户籍的农民数量依然高达9.4亿,占总人口68%以上。这在全球现代化史上绝无仅有,标志着“亚洲四小龙”以出口为导向、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现代化道路可能走不通了。在“中国拐点”之前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农民以城市化为主;“中国拐点”之后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农民以城镇化为主。即使今后30年我国依然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乐观估计平均每年有2000万农民市民化,30年也只能转移6亿农民进城(包括县以下的镇)。到时,我国乡镇以下可能依然会生活6亿多人口。在“中国拐点”之后,全球一般性制造业成为严重过剩产业,制造业劳动报酬率会越来越低;但由于农业劳动力流出几近枯竭,农业劳动报酬率会逐步上升。这将使居住在中心村和中心镇的6亿居民中的绝大部分可能成为“永久性兼业农民”。他们周一至周五是工人或农民工,周六周日是农民;或者周一至周四是农民,周五至周日是服务业的从业者。在“中国拐点”之后,全球能源也出现“拐点”——供不应求,使得生物能源产业化成为现实,农业不仅是吃饭产业,还是能源产业,使得农业比较效益逐步递升成为可能,农民城镇化或集中居住于中心村,成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在“中国拐点”之后所有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紧迫任务。其中,制造业是以内需为主还是以出口为主、农村人口是以进入大城市为主还是以进入小城镇为主、农业是以专业农民为主还是以兼业农民为主等问题,是最需要明确的根本性问题。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问题是,科技与经济怎样更加紧密结合起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这个“古老”的问题给出新解。 症结:体制性障碍仍在 “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已经探讨了几十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才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就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 才让回忆,当时脱节主要缘于计划经济体制。科研机构都是附属于政府,由政府安排科研项目,进而安排成果应用与推广。科研人员不用考虑推广,企业也没有原创动力,等着国家输送技术。 “现在体制、机制上旧的‘两张皮’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才让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现在科研人员应该在立题的时候就考虑成果的应用与推广。 但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程惠芳的观察中,体制性问题依然是阻碍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大障碍。它的阻力如此强大,以至于科研人员无法投身成果的应用与推广。 她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当前的评价体系中,高校的导向是重点学科、博士点建设、重点专业建设等。在考核的表格中,需要填写的是A类论文、SCI以及获奖情况等。而企业的导向则是经济效益。 “高校的教授和企业一起做,很多东西没法发表,因为涉及商业机密。”程惠芳有过深刻体会,她和一些企业合作过,而且给企业带来不错效益。但在考核时,这些内容却算不上。 “这样的话,根本就不能结合,体制上就是障碍。”程惠芳说,受制于具体的考核评价,高校教授很难去考虑推广、产业化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褚君浩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科技和经济之所以不能紧密结合,也跟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的观念差异有关。有些科研人员觉得产业化挺麻烦,不如写写论文。而企业家会担心,“你写论文还行,做产业是不行的”。 褚君浩的看法在企业家那里得到印证。全国人大代表、神威药业董事长李振江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科研与经济脱节,主要在于科研单位研发的产品不能跟进、不符合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企业也有原因,有些企业的生产工艺,达不到科研成果转化所需要的科技标准。 破解:首先改革评价体系 “要结合,首先就要改革评价体系。”程惠芳语气激动。她建议把评价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纯学术的评价,主要考核论文质量,看理论贡献;另一类是应用性评价,主要考核在生产力转化、新产品开发方面的贡献。 程惠芳认为,如果国家层面肯下决心,改革起来难度实际上不大。按照她的设想,可以由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三个部委联手推动,如果国家一流的大学改革了,地方高校跟着改,那就会慢慢变革。 事实上,目前已经有了一些改革的迹象。一些科研重大专项,必须以企业为主去申报,高校必须和企业联手才能拿到经费。在程惠芳看来,“这就是一个改革”。 李振江认为这样还不够,必须加快科研的市场化,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建立自己的科研团队,独立承担科研项目,这样科研团队能够和企业紧密联系起来。 才让觉得,尽管现在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但研发能力、创新意识、经验和团队都还不足,企业更多体现出技术创新“载体”的含义,还应注意发挥其他技术创新群体的主力军和方面军作用。在某些涉及全局、全行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上,应该由国家、行业主导而不是由单一企业主攻。 他分析说,由于企业间的竞争关系,必然存在技术封锁,因此制约行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必须由国家来支撑,一旦突破,将使整个行业得到整体提升。 作为一位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銤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在科研和经济的结合中,技术的研发、验证、应用、推广每一步都必不可缺,科学家首要的工作是把研发和验证做好。
如何再造区域增长极 以区域发展的理念,对地区经济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已成为众多省市的共识。 近年来,在国家统筹安排下,许多地方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地区实现区域创新和集群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许多区域的发展往往缺少抓手,尤其对要素聚集、制度设计、产业布局等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规划。 本期“两会话题”聚焦“如何再造区域经济增长极”这一主题,邀请代表、委员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郑金武 沈春蕾 当江西省2011年统计数据出来时,全省为之一振。 2011年,江西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晋升万亿元俱乐部省份。在两会期间,无论是大会发言,还是在拜访中科院等部委时,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省长鹿心社都反复提及这一数据。 但紧接的压力也使鹿心社不敢松一口气。江西经济总量仍然偏小,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基本省情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更为复杂,区域竞争更为激烈,“百舸争流、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形势更加严峻。 不过,国家着力支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为江西省应对接下来的挑战增加了砝码。“江西将围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通过局部的率先发展带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鹿心社表示。 事实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已成为江西聚集发展要素的“金字招牌”。2009年12月,国务院批复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而今,该规划实施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并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 “重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鹿心社介绍,列入规划实施方案的405个重大项目,有300多个已启动建设,累计完成投资近5000亿元。 在项目带动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经济也得以快速发展。据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达到67%。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广泛推行,商贸物流、金融保险、生态旅游等服务业也呈现快速发展势头。 与此同时,已有包括中国科学院等在内的45个国家部委和央企与江西省就共同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例如与中科院的合作,围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科院已组织南京分院多个研究单元针对该经济区开展项目,就江西的稀土、陶瓷等产业的生态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围绕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构筑‘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区域发展格局。”鹿心社介绍,龙头昂起,就是打造由南昌核心增长极、九江沿江产业带、昌九工业走廊构成的核心增长区,昂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龙头。 此外,两翼齐飞,就是两翼沿沪昆线东西向展开,支持沿线各区市发挥优势、壮大实力,形成特色鲜明、竞相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苏区振兴,就是加快编制中央苏区振兴规划,积极争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推动赣南苏区加快发展、转型发展。绿色崛起,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加速江西崛起新跨越,真正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 鹿心社表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速期和转型期,“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经济发展转型,打造经济增长极的关键”。 在江西省的工作任务中,战略性新兴产业被列为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是江西加速崛起、绿色崛起的关键所在,也是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支撑。2009年以来,江西省先后制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了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 下一步,江西省将“以科技为先导,以市场为引领,以项目为抓手,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及延伸规划”,鹿心社表示,主要是要推动新能源、新材料、航空制造、绿色照明、铜精深加工、钨和稀土精深加工等具有江西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位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加工制造业的积累已经比较深厚。 但与北京、上海等地区相比,广东省的科技、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在未来,如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发展,是广东省面临的最大问题。 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思路是:“过去广东省傍‘经济大款’,现在则要傍‘科技大款’。通过傍‘科技大款’来促进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而今,这句话已经成为广东省的行动准则。 谈及如何傍“科技大款”,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广东省目前已经具备较强的科技转化能力。广东省将加强科技创新工作,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努力吸引科技研发力量集聚。” 从拼资源到拼知识 1979年以来,深圳327.5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2009年,深圳GDP超过8200亿元,较1979年增长了979倍。 在深圳等经济特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带动下,广东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然而在改革开放30年后,长期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粗放式发展,主要靠物质投入、外延扩张等问题,成为制约广东省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对此,陈勇表示:“任何发展必须有个过程,传统的发展方式,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广东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眼下,各地都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我觉得要根据各个地方经济发展阶段和它所具有的发展条件、基础来进行选择。广东在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更要立足中高端的站位。这就需要科技的强力支撑,需要攻克产业相关核心关键技术。”陈勇说。 陈勇表示,广东省要发挥先发优势,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就要在高端技术研发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这几年广东省与中科院合作建立了一批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重大创新平台和成果产业化基地,共同争取一批国家及中科院的重大创新平台和重大项目落户广东,比如散裂中子源项目、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项目,使得广东的创新资源优势不断得到加强。” 另外,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的建立,都为进一步加强广东省的科研布局和基础研究力量提供了支撑。 从政府层面去进行平台建设,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表明了广东省转型升级的决心。陈勇说:“这种建设,不是简简单单在原有体制上的增量支持,而是希望在建设过程中能够在体制机制上有所创新。” 从开放驱动到改革驱动 有观点认为,中国过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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